《高僧传》整理本绝版多年，读者朋友们一直翘首以盼。近日，我们约请佛教文献整理专家富世平教授重新点校的《高僧传》出版上市了！下面我们把此次新校本《前言》的部分文字整合刊发出来，并附上出版信息，方便大家有个初步的了解。
《高僧传》，十四卷，南朝梁代高僧慧皎撰，是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部僧传。一慧皎（497—554），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人，生平不详。我们现在所见最早的相关文献，是附在《高僧传》之后的僧果跋语：右，此《传》是会稽嘉祥寺释慧皎法师所撰。法师学通内外，精研经律，著《涅盘疏》十卷、《梵网戒》等义疏，并为世轨。又撰此《高僧传》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圣二年太岁癸酉，避侯景难，来至湓城，少时讲说。甲戌岁二月舍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为首经营，葬于庐山禅阁寺墓。时龙光寺释僧果同避难在山，遇见时事，聊记之云耳。
跋语仅涉及慧皎的晚年，且很简单，却是我们得以了解慧皎生平最重要的文献。梁承圣二年（553），慧皎因为避侯景之乱，来到江州（今江西九江，湓城时为江州治所）庐山，但他在庐山时间不长，承圣三年二月即辞世。慧皎辞世后，丧事由当时江州僧正慧恭亲自主持，葬于东林寺内——也即后来僧果写跋时的禅阁寺。慧皎“春秋五十有八”，可知他生于齐建武四年（497）。《高僧传》署“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可知《高僧传》是他在嘉祥寺完成的。根据慧皎自撰的《高僧传序》，《高僧传》所收“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终至梁天监十八年”，故一般认为慧皎开始编撰《高僧传》，应在天监十八年（519）之后不久。也就是说，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会稽嘉祥寺编撰《高僧传》。
二《高僧传》的编撰动机，慧皎在《序》中有非常清楚的交代：众家记录，叙载各异。沙门法济，偏叙高逸一迹；沙门法安，但列志节一行；沙门僧宝，止命游方一科；沙门法进，乃通撰论传，而辞事阙略：并皆互有繁简，出没成异，考之行事，未见其归。宋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悛《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征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疎阙。齐竟陵文宣王《三宝记传》，或称佛史，或号僧录，既三宝共叙，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昧。琅瑘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该综，而文体未足。沙门僧佑撰《三藏记》，止有三十余僧，所无甚众。中书郗景兴《东山僧传》、治中张孝秀《庐山僧传》、中书陆明霞《沙门传》，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善，不及余行。逮于实时，亦继有作者，然或褒赞之下，过相揄扬；或叙事之中，空引辞费。求之实理，无的可称。或复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絶。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慧皎对已有重要僧传一一作了点评。简言之，虽然已有各种类型的僧人传记，但都存在一定的缺点与不足——这就有重新编撰的必要。慧皎对此前僧传的梳理，既为他编撰《高僧传》明确了突破口，也奠定了基础：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捡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
“遇览群作，辄搜捡杂录数十余家”，这是对前人僧传的承继，也是《高僧传》最主要的数据源。至于各代的“春秋书史”“荒朝伪历”等，应该和“博咨故老，广访先达”一样，只是补阙而已，但也足以可见慧皎编撰《高僧传》的态度之严谨、搜罗之广博。
三《高僧传》中的高僧，主要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到梁天监十八年间在经典翻译、义理阐释、弘法实践等各个领域有突出成就或特异表现者。《高僧传》传主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慧皎在前人僧传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僧人的主要事迹与成就，列为十类，分别立传：开其德业，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
“译经”是以佛经翻译著称者，共三卷，传主三十五人，附见者三十人。“义解”是以佛经义理的阐释而著称者，共五卷，传主一百零一人，附见者一百六十五人。“神异”是以神奇灵异之迹著称者，共二卷，传主二十人，附见者十二人。“习禅”和“明律”合为一卷，其中，“习禅”者以修习禅定著称，传主二十一人，附见者十一人；“明律”者以晓明戒律著称，传主十三人，附见者八人。“忘身”和“诵经”合为一卷，其中，“忘身”者以舍身求法著称，传主十一人，附见者四人；“诵经”者以诵读、受持佛经著称，传主二十一人，附见者十一人。“兴福”“经师”和“唱导”合为一卷，其中，“兴福”者以兴造福利著称，传主十四人，附见者三人；“经师”者以擅长讽诵经文著称，传主十一人，附见者二十三人；“唱导”者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而著称，传主十人，附见者七人。四作为中古时期的经典著作，《高僧传》不仅在佛教史领域有不朽影响，在政治、中外交通、民间信仰乃至语言、文学、社会等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价值。如史学方面，陈垣先生对其价值早有揭示；文学方面，朱东润先生称其为“南朝传叙文学中最有名的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