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易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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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发表于: 2012-11-06 17:22

0 莫雄之墓

莫雄何许人也？一位国民党少将为何要铤而走险？

莫雄，字志昂，1891年生，广东英德人。贫苦出身，13岁到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当小伙夫，16岁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参加中国同盟会。之后受指示打入清廷新军执行策反任务，策应由革命党人发动的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组成北伐军北上，莫雄先后在广东北伐军中担任排长、连长。莫雄追随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部队中屡立战功，威名远扬，敌军为之胆丧。又因其豪爽义气，在军内被称为“莫大哥”。

1922年6月，陈炯明部发动兵变，孙中山顿失手中唯一的革命武装——粤军。当时莫雄在驻梧粤军中担任中校营长，兼梧州卫戍司令。此间，莫雄拒绝陈炯明的高官引诱，秘密派手下连长张域到广州永丰舰向孙中山表示忠心，请孙派要员到梧州联络滇军和桂军以及尚存的部分粤军，发动和组织联军东下讨陈。孙先生依计而行，先后派出副官张猛、警卫团薛岳等前往梧州。在莫雄的帮助和联络下，是年12月，滇、粤、桂成功举行“白马会盟”，莫雄担任前敌指挥官，率义师四万之众沿西江而下。西路联军一举将陈炯明赶出广州，为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由于拥立有功，孙先生亲自委任莫雄为粤军少将旅长，是年莫雄31岁。从此，莫雄以功臣的身份，正式登上了国民党的政治舞台。

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逆军，莫雄的部队中加入了不少中共党员，他们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光明磊落、意气风发的面貌，给莫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先生于1923年再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致力推行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第一次合作，委派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起初给莫雄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以至于他不同意粤军中大部分人反蒋的态度和言论。他认为蒋虽是江浙人，曾在上海当过小混混，但他知耻而后勇，还到过日本的士官学校攻读。蒋在孙先生身旁永远毕恭毕敬笔挺站立，行军途中还常在轿子上揭帘看书，潜心革命事业。莫雄接近蒋介石的举动引起了粤军部分军官的不满。一次，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打算让蒋介石担任东征粤军右翼总指挥，这样就要原先担任此职的张民达师长让出。许崇智知道张与蒋素来不和，便请莫雄从中游说。张闻言大骂，说：“就算让我指挥他，我也不干。要我听他的指挥，除非拼个输赢！”听到莫雄的转达后，蒋介石深深地认识到，许崇智领导的粤军是横在他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蒋介石除了在孙先生面前表现出无限忠诚，在许崇智面前亦如此，言必称“许总司令”，“听候许总司令指示”。但正是此人，借廖仲恺遇刺案，先是推举任命莫雄为粤军第十一师中将师长，命令他去收缴粤军杨锦龙、梁士峰的武装。孰料完成任务后，莫雄的粤军第十一师却被黄埔军包围，蒋介石假许总司令之命，宣布莫雄“同为反革命部队”，要他接受缴械。莫不知道许总司令这时已被蒋介石软禁，愤激之余只好接受命令。后来莫雄在上海见到许崇智，方知蒋介石篡夺粤军军权的全部真相。许问他为什么不率部回师广州“救驾”？原来许知道蒋发动军事政变后，即派密使送信，命令莫雄回师广州灭蒋，可惜密使被杀。莫雄闻言扼腕，从此，他一心为粤军复仇，并先后参加过由张发奎等人发动的两次反蒋活动。当然，莫雄也参加过镇压由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他当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的，所指挥的“新兵团”曾占领观音山阵地与起义部队展开战斗。

1930年，由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全国95%以上的地下党组织均被破坏，屡遭重创的几万红军部队只能撤退到深山密林坚持斗争，白色恐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但由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地下党依然顽强地坚守着。

在中共上海“特科”这支秘密队伍的统战名单上有莫雄。在党的教育影响下，莫雄朴素地认识到共产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即孙先生致力的“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他认为即便不能实现新三民主义，实现民生主义也是好事。更主要的是，共产党要坚决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这一点莫雄举双手赞成。莫雄还提出参党要求，后来李克农请严希纯同志转达了党的意见：你是革命的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你参党的要求我们是欢迎的。但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个虽不是党员，却一心为党的同志和朋友。今后参党的机会还很多，你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党需要你做的事，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你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莫雄把共产党的这番答复当作自己对党的承诺，并为此奋斗一生。

【“最为辉煌的一页”】

习仲勋同志是这样评价他的战友项与年的：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他的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这份“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项与年是如何获得的？是莫雄给的。莫雄与中共上海特科共同演绎了一出精彩的“潜伏”故事。

当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围剿不断失败，便把原因归结到手下将领头上，认为“剿共”大业所托非人。一天，蒋的高级幕僚、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偶遇莫雄，他眼前一亮——这不是当年威震一方的粤军虎将莫雄吗？就江西的“剿共”而言，数原粤军将领如薛岳、陈诚最为得力，若加上这个莫雄，岂非如虎添翼？他马上将莫雄接到官邸住了下来，并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考察，认为万无一失后，把莫雄推荐给蒋介石。在蒋眼里，莫雄不过是一介武夫，眼下没有具体官职，在这时委以重任，莫一定感恩戴德，便答允了杨永泰。当杨永泰把江西剿共行营下达的委任状和组织表以及三千圆大洋支票摆到莫雄面前时，还没等莫雄反应过来，杨便把“谜”给揭了。他说，我素来知道你跟委员长相熟，只不过中间断了两年线，现在我为你把这条线“续上”。当下正是委员长用人之际，他任命你为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和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莫雄见组织表是空的，便问怎么回事？杨笑着说，莫大哥，你有那么多粤军老部下，他们都等着你东山再起，还用我给你介绍吗？莫雄顿时感觉到蒋介石和杨永泰对他的极大期望，表示一定不负重托。

离开杨府后，莫雄直奔上海，找到上海特科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莫雄家的常客），把组织表和委任状以及大洋支票摆在桌面上。莫雄开诚布公，请他们把两份组织表交给上级。他说：“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就要用他的拳头打他的嘴角！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你们就派些共产党同志来与我一齐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上海地下党很快接受了莫雄的意见，一个以中共地下党为骨干的“剿共司令部”和专署成立了。其中，莫雄任专署的督查专员和司令部司令官，刘哑佛任专署主任秘书（后牺牲）。

与此同时，上海地下党还委托莫雄介绍多名同志打进国民党特务高级训练班和南昌“剿共行营”，杨永泰照单全收。应该指出，当时上海正处于极度的白色恐怖阶段，上海地下党曾先后6次遭军统特务严重破坏。共产党接受莫雄的意见，并派出大批同志到任，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搞不好会被“一锅端”，可见党对莫雄极为信任。

但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对莫雄的剿共司令部，国民党军统方面照例派出了一个名为谢也夫的高级特务进行监视。谢也夫对常在莫司令身边的几位“官员”特别不放心。一天，他对一位被抓的年轻女共产党员实行严刑拷打，并同时在“刑讯室”旁的一间房里给莫雄和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安排了麻将局，打算仔细观察他们对女共党受刑时发出的凄厉尖叫有何反应。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他们成功的工作，当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相机撤退、转移，还煞有介事地与莫雄的部队打了几仗，“仓惶败退”到别的防区。莫雄的第四区“捷报频传”，蒋介石高兴得不得了，发出通报：“传令嘉奖，考成第一！”1934年9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绝密军事会议，莫雄被特邀参加。所谓“特邀”，是因为按照级别，没有省一级的军事长官是不能参加的，莫雄当时还差了好几级。蒋介石在闭幕会议上慷慨陈词：“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毕其功于一役！”

会议毕，莫雄连夜赶回德安，把蒋介石的“铁桶围剿”军事计划全部交给特科同志。同志们未等看完，已吃惊得额头冒汗：这份由德国军事家提交给蒋的计划，其严密程度闻所未闻，所动用的军事力量也是空前绝后的：150万军队，按部署分别在红区的四周每日向瑞金中心区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筑上一道碉堡线和地雷阵，构成极为强大的交叉封锁网。计划每月向纵深推进50华里，6个月就能逼近红都瑞金，而红都四周届时将会树起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数计的障碍物。这些文件上每一件都盖着蓝色的“极秘密”字样，并有编号，若出纰漏，莫雄必死无疑。很明显，这个人已经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了。三位同志紧紧握住莫雄的手，几乎同时说道：我们代表党感谢你，莫大哥！

项、卢、刘马上行动，把整套计划送到南昌秘密联络站。有同志认为必须马上把计划的核心部分用电报形式向瑞金发报，但这个提议被项与年拒绝，因为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中共电台的破译能力很强，若依此办法，不但会把莫雄出卖了，敌人还会提前行动。他提出必须马上将计划密写后秘密送往党中央。经研究，党组织接受了这个意见。项与年同志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又能操本地口音，组织上决定派他给党中央密送情报。项几经艰险，通过道道封锁，最后关头竟用石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装扮成乞丐混过敌人的盘问，终于在启程7日后把这份“关系到革命全局”的情报交到周恩来手里。看到这份计划，党中央马上制定了提前转移、实行长征的计划。10月16日，红军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的“铁桶”，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转战毕节与“通共嫌疑”】

1935年3月，莫雄正在司令部询问刘哑佛红军长征的情况，忽然接到蒋介石的一纸命令：“速飞贵阳。”莫雄到达后，蒋见到“老伙计”，顾不上寒暄，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莫雄带原班人马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贵州毕节当督察专员和剿共保安司令。据报，那里聚集着七八千“共匪”伤病员，莫雄的任务是剿灭这些“残匪”。蒋配给他中央军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归莫指挥。
莫雄到了毕节上任。据探报，这里果然滞留着红军伤病员数千，如果让中央军来对付这些已经失去战斗力的红军战士，情况将十分严峻。莫雄与卢志英、刘哑佛看准了陈光中好色的弱点，把陈接到毕节后，马上给他“介绍”了两个相当漂亮的风尘女子，整日以茅台美酒招待，并告诉他剿灭“残匪”是手到擒来之事，已交待下面完成，完全不必担心。陈到任前便已听说莫雄与委员长交情很深，如今更是一万个放心地陶醉于美酒与美女之间。卢志英迅速通过地下党通知红军伤病员马上转移，又谎报军情，告诉蒋介石“业已肃清流窜之残匪”。此时的蒋介石正让红军主力部队折腾得晕头转向，他的“围追堵截”不断告败，闻报后没再核实毕节的事情。

1935年12月，陈光中师调离毕节。1936年2月，贺龙、肖克率三万红军要通过毕节。贺龙给莫雄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莫雄先生，你是我们的革命老前辈，现在我们组织反蒋民主联军，李济深先生已经加入。我们一致公推莫老先生为黔军总司令。落款签名的有贺龙、肖克、夏曦等共9人。莫雄问卢志英该怎么办？因为贺龙所委任的“黔军总司令”基本上是个空头司令，他手下只有一个团左右的地方民团武装，根本就不是可以掉转枪头反蒋的部队。卢说，你觉得难为情的话，不当就是了。莫雄让送信的红军代表告诉贺龙将军：你们三两天内就要走的，你们一走，我岂不成了无兵司令？要是你们不走，让我当个排长也可以。以后日子还很长，我还可以帮助你们的。就这样，莫雄打开毕节城门，让红军部队在毕节城休整了约半个月时间，他则撤到城外十多里地的山沟里。司令部及专署的地下党同志听从组织安排分头解散，卢志英带着部分同志参加了长征。

莫雄一枪不发放红军过境，红军在毕节城得到休整的事情很快就在贵州传开了，蒋介石获报后勃然大怒，又听闻在上海抓到一个莫雄的部下，证实是共产党，在他的身上有莫雄的信件，虽然只是一般的问候亲人的信件，但莫雄已有“通共嫌疑”。蒋介石发令马上将莫雄押到南京军法处。

于是，当时的《中央日报》便公布了“究办莫雄”的消息。贵州城内一片哗然，反动派大喊：莫雄死有余辜，不能一飞了之便宜了他！这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贵州评论”。莫雄命运堪虞！

【躲过一场天大的危机】

关押莫雄的囚室设有沙发椅、书桌、弹簧床，还有浴室，军法处也没有给他上镣铐，但如此特殊待遇反倒令莫雄揪心，因为看守告诉他，邓演达先生遇难前，住的就是监狱里最豪华的单间囚室。

中共地下党很快获悉莫雄并不是押往重庆而是关到了南京军法处，马上着手营救。卢志英接到命令随即脱离长征队伍赶到南京，把消息告诉莫雄家属，建议他们马上请杨永泰、张发奎等保住莫雄。莫雄家属立即赶到杨永泰家求情。杨永泰对莫夫人说，陈诚、张发奎他们早来过了，我告诉他们，莫雄犯的是“通共罪”，是委员长最忌恨的，他说过“对付共产党宁愿错杀也不能放过”。若我现在提出了，莫大哥只会更不好过。但他又告诉莫夫人，说我会关照他的，大哥怎么可能通共呢！

好在莫雄命大，在被关押了150天后，杨永泰趁着陈济棠闹两广独立反蒋之机，叫张发奎和陈诚以策反两广为借口向蒋介石要求保释莫雄。张、陈依计而行，果然奏效。出了监狱，莫雄被蒋召去“谈话”。一见莫雄，蒋就劈头盖脑地问道：“你身边为什么总是有共产党？！”莫雄愣了一下，因为杨永泰已跟他打过招呼，放他出来是让他去策反两广的，怎么委员长倒是要审问他呢？莫雄故作坦然地说没有这回事。蒋更严厉地问道：“怎么没有？你司令部那个黄什么的（指黄贶书）都承认是共产党了，他是谁介绍给你的？”莫雄镇定地分析：蒋肯定不知道内情，不然还用由他亲自来审问吗？于是答道：“他是我以前的同事，粤军陈炯明部的主任参谋，是他自己找上来的。”蒋介石终于缓下口气，说：“哼，你根本不知道共产党，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积极、能干、有朝气、有本事，但越是这样就越危险，不能用的，知道吗！”莫雄点头答道：“请委员长放心，以后我多留意就是了。”蒋训斥完了，便对莫雄说：“你现在跟陈诚参谋长到两广搞策反，要戴罪立功，听到没有！”随后委任莫雄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员。

一场天大的危机就这样让莫雄避过了。

【拨开泥尘，金子总要发亮】

1949年10月，广州市解放。叶剑英去信香港，把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杀的莫雄从香港请了回来参加工作。他向这位当年的粤军同袍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在叶剑英南下之前曾嘱咐他到广东后要找到莫雄，说莫雄是我们党的老同志、老朋友，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

就这样，莫雄先是被安排到北江治安委员会协助解放军剿匪，然后回到广州，被安排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在填写个人履历时，他照实将1934年至1935年那段不为人知的“革命”历史填上。对这段历史，人事部门不置可否。1951年英德土改时，当地农民不知道莫雄的历史，在土改工作组的支持下，上书省委，要求把莫雄押解回乡进行批斗，然后执行枪决，华南分局办公厅也表示同意。眼看莫雄命悬一线，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主任的古大存闻讯后直接找到陶铸，他以抗战期间莫雄已被中共长江局定为广东的统战对象，莫雄曾向他陈述过参加反“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为理由，为莫雄申辩。他说，虽然这段历史尚需求证，但我们不能就这样将莫雄交给地方处理。古老费尽口舌，却不见陶铸有什么反应，于是扔下一句：“我们共产党不能过桥抽板！”古老心急火燎地回到办公室给叶剑英去电。叶剑英听罢大惊，马上电令陶铸“刀下留人”，这才把莫雄保了下来。
直到1956年，莫雄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纠正某些公安人员违反宪法的行为》的文章，被远在辽宁的时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的项与年看到，他马上打电话问广东的陶铸，你们报纸上的这个莫雄是不是以前粤军的莫雄？获肯定答复后，项欢喜若狂，马上给自己的老上司李克农报告，说当年给我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李克农大喜，吩咐项与年立即到广州把莫雄接到北京。项赶往广州，与莫拥抱良久，还在莫雄家搭铺过夜。最关键的是，项亲自领莫雄找到陶铸，当面证实了莫雄在江西的那段历史。随后，莫雄被连升三级，当上了省府参事室副主任。

但莫雄与中共特科紧密合作反“第五次围剿”的历史一直没有作为正史公开，有些地方还把莫雄当作反面人物，这反映在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的电视剧《雄关漫道》里，把贵州毕节的“莫专员”描写成反动派，还细细描写他阴谋策划刺杀贺龙的过程。某电视台为纪念建党90周年播出的“红色国都瑞金”节目中这样叙述：“蒋介石没有想到，与会的国民党要员中，有一位名叫莫雄的老同盟会会员，他把这份计划（第五次“围剿”军事计划）交给了部下项与年，而项与年是中共地下党同志，他把这份情报通过千难万险送到周恩来手中。”不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会认为莫雄根本不知道项与年是中共地下党，是一个“失误”造成了情报泄露。

直到党的九十华诞前后，事情有了变化。全国政协主办的《人民政协报》2011年5月5日发表了由莫栋梁（莫雄之子）、项小米（项与年之孙）联合署名的文章《蒋介石“铁桶围剿”计划外泄始末》。在全国性机关报发表这样的文章，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我们做党史宣传工作的同志也太疏忽或者说是太不负责任了。更有甚者，也是上述这个电视台，在某栏目播出的“雨花台”节目中，为了树立卢志英的高大形象，说莫雄是经过卢志英同志多番劝说，晓以大义，才缓缓交出“第五次围剿计划”的。看到这里，莫雄的后人十分气愤，直接指出这些党史宣传工作人员不但亵渎了莫雄这位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一片赤诚，而且客观上置中共于忘恩负义之地。更要命的是这个电视台是向全世界播出的，莫雄在海外的遗属已经表示要通过驻当地的中国使领馆或新华社提出严正抗议。

尘封的历史一旦揭开，竟然有这么大的尘埃，呜呼！

（作者系广东电台退休干部，莫雄之子）

来自：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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