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去年（一九四二年）春天，我曾经写了‘保富法’上、中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菜’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未能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柏云、黄警顽两位先生将该文再送登《申报》，颇受读者们赞许，并有许多人出钱印单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
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想专门收集些古人行善积德，能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做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的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嘉言懿行，并且特别撰写了‘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舍己利人，两百年来，我家多代子孙，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做为‘保富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
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这本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正好是‘保富法’的证据，所以将它作为‘保富法’的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
我时常自我检讨，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回想生平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坠，从此没没无闻；所以恭谨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砺，以略补我的过失。
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的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富法’这篇文章的全文；这才敢将此文拿出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聂云台卧病书
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
我家祖籍是江西，从九世祖起龙公才开始迁居湖南衡山。七世祖乐山公出生于清朝康熙十一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学问积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却未参加考试，而是跟从祖父学医；并开了一家小药店；因为他的医术精良而且又乐善好施，所以医名大著。后来因为药店被偷，因此关店歇业，还抵押了住的房子还债，暂时迁居乡下。当时的地方官绅，因为乐山公行医救人，遭此不幸；于是就凑了钱协助他赎回原来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间房屋开药店。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发生了大瘟疫，求医的人昼夜不断，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乐山公对于穷人和受刑犯救济尤其的多。当时的县长葛公，以乐山公的盛德及博学多闻，特别聘请他到县府里担任幕僚。并且向乐山公说：‘你存心救人，我没法报答，就教你的儿子读书成名，作为对你济世救人的回馈吧！’乐山公接受了葛县长的建议，就送儿子先焘进入了雯峰与集贤两书院读书。后来先焘不久即考中了举人，又考中进士；乐山公当时已六十七岁，送儿子进京参加会试，经过一个名叫滠口的地方，（就是现在湖北省黄陂县西南四十里处）正好碰到严冬的时候发生了瘟疫，经公医治的病患，都能立即病愈。乐山公七十四岁的时候，又带领儿子进京等候任用，经由运河北上，当时的运粮船工有许多人得了传染病，经乐山公医治都能立刻痊愈。此事遍传于各粮船间，许多粮船的病患，纷纷于船旁呼叫，并用绳子将乐山公乘的船系住，使船无法前行，乐山公不忍见死不救，就嘱咐儿子先焘，改从陆路雇乘骡轿赶赴京城。自己留下继续治病救人。经过了几个月，等到传染病停止了，他才到达京城。（人若是能够放下自己重要的事情去救人，实在是最难能可贵的了。）此时正好先焘已奉派担任陕西省镇安县的县长，乐山公于是陪同儿子上任。到达镇安县以后，指示山地民众，就地采药，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后，即寄信给儿子，教他爱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词恳切；被儿子的上司陕西巡抚陈文恭见到，大加称赞。即将这封信印发送给全省的官府参考，以资策勉。这封信以后被刊入‘皇朝经世文编’这本书中，为世人所传诵。
乐山公在衡山的时候，常到监狱里为犯人义诊，儿子富贵显赫的时候，乐山公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常到监狱探视病患义诊；县官见他年老，派人向乐山公辞谢，他回答说：‘救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乐山公八十四岁的时候，儿子先焘因为继母逝世辞官回家，而又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就决定不再复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里，大雪纷飞，有一个病患的家属敲门求医外出赴诊，先焘就起身开门，并对来人说：‘我父亲年老，深夜不方便惊动，您可否明天早晨再来？’不料这时候乐山公已经听到声音披衣起床，就叫先焘入内室，并且对他说：‘这应该是生产急诊，怎么可以延迟医治呢？’于是就穿上木屐随同来人前往赴诊。这种舍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著实令人钦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报施给乐山公的果报也特别的丰厚。因此乐山公九十三岁的时候，孙子肇奎，获得乾隆壬子年乡试的第二名。曾孙有七人，镐敏、铁敏两人都是翰林，并膺任主考学政的官职；鏸敏、钰敏两人都是举人，做过县官。镜敏在拔贡考试通过后，派在军机处任职，而镇敏担任京官，？敏则选上孝廉方正，当时人们尊称他们为‘衡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太夫人七十寿辰的时候，当时的名士阮文达曾送有一付贺联称：‘南岳钟宁，南陔衍庆；七旬介寿，七子成名。’贺联的词意贴切，实在是人间佳话啊！
我的祖父亦峰公，是乐山公的玄孙，考中咸丰癸丑年的翰林后，历任广东石城新会的知县，高州府的知府及奏奖道员。而且居官廉洁，尽心民事，造福地方，对于当时所发生的械斗巨案，宽厚的处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积德甚厚。民间还特别建立了生祠来纪念他，可见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的涵义。乐山公的子、孙、曾、玄四代都发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峰公，也仍然能够积极的行善积德，发扬祖先的遗德；而到了我的父亲中丞公，则更为的贵显。本人则忝为第七代，仍然承受著乐山公的余荫遗泽；所以说乐山公的厚德，泽被子孙，实在是已经超过孟子所说的五代了。探讨其原因，乐山公的医术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经是不容易了；而医术精又能够轻财仗义，诚心济人，则更是难上加难了。我们所见到各地的许多名医，靠行医而积了不少财，甚至千万、亿万财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财富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却是很少，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医术情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医生。我真希望能够多遇到几位像这样行善救人的医师应世，才是社会之福啊！近来生活较艰苦，医药又昂贵，贫病的人多无力就医服药，这正是医药界发心行善的最好时机了！所以特别在此敬述乐山公行医济人的旧事，希望能提供给医药界的大德们，作为行医济人的参考。
现在我还要再作一些分析与补充。乐山公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药店被窃，便得要抵押房屋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不佳。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儿子作县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是穿著木屐步行外出赴诊，我们就可知道，乐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么清贫啊！（我们今天仍能见到像他这种大善人吗？）四书《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若对贫困的病患义诊、赠药，则不会发财了。然而乐山公虽然不能够发财，而却竟能够发身；当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推崇，可说是德誉盛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了。实在是不容易啊！（乐山公善心的事迹，刊载于陕西的《镇安县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县志》等文献中）子孙连续五、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盛，正符合了‘以财发身’这句话了。而乐山公和他的儿子都很清贫，孙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作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贫。不仅如此，曾听到先辈们说，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捷报由京城传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里正抱著第七个儿子喂奶，就立刻亲自下厨房、做饭款待报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担任京官，死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祖父亦峰公，从小就孤苦而贫穷，在山斋里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吃。四十二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曾在广东省担任县长的职务十多年，为官廉洁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育婴堂、种牛痘、修路、造桥、购义地、埋露棺等；因此死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资来供给家用。
我的母亲为曾文正公的么女（曾文正公就是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先生），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用在二百金以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后的数年，有奁金三千，也移拨出来，供作家用及代赔垫祖母被某钱号倒掉的款子，以致于个人的积蓄都空了。离开湖南老家，要往东行时，祖母只能给路费银钱六百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我母亲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常常是泪随声下；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嫁给了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艰难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啊！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琐屑的叙述，目的就是要证明‘仁者以财发身’，而不是‘以身发财’的大道理，实在是有其深远的涵意呀！这里我们所应该注意的重点是：虽然是数代的清贫，而却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发达啊！与那些多留财产以害子孙，助长子孙的骄奢淫逸，使得子孙陷于堕落的，两者相互比较，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呀！曾文正公曾给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一个称呼叫做‘求阙斋’；并且还写了篇文章记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满戒溢，要居安思危啊！因为这个世间，并无十全十美的事物，‘丰于此者，必缺于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圆满，最好先在物质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谓精神上圆满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孙贤达有智慧，并享有天伦之乐，道义之乐等。物质者，是指衣服饮食、车马宫室，乃至官阶财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这个道理来教家人，说家计不宜宽裕，这个与常人的见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说：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话，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为花全开了，则表示快将凋谢了；月已圆时，转瞬间，即要缺了呀！所谓‘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岂是古人喜欢说这些众人听起来不悦耳的话，实在是这些话都是真理啊！而且自古到今，从社会现象中去观察，这句话没有错啊！而且是历历不爽啊！
俗话也说：‘世无三代富’，又说：‘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有智慧的人，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处事的时候，就会先考虑到：凡事不要求太过圆满，也不要使得太盛，过了头；对于财物聚散，也有周全良好的计划；而对于自己的生活，遵守著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则；个人的享受不可丰厚；而且时时都要想到街头上那些流离失所三餐不继的穷人啊！常想到各处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尸体，为数是那么的多啊！我应当节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恤孤才对啊。因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了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详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今以来的事实，就可了解此话不虚了！
反过来说，如果只知道贪图自己个人的享乐，而不顾别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诈术权谋来巧取豪夺，百计钻营；这种人积的钱可以很多，权势也可能很大，谄媚他、恭维他的人也多的不得了；一时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显赫；然而天道的盈虚消长，有它一定不变的道理呀！三、五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时间不断地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断地变化迁移！原本是陋巷寒微，忽然地崛起，成了暴发户；然而好景不常，豪华的门地，却在瞥尔短暂的瞬间、凋零没落了！因为这世间并没有一个坚固不坏的东西，也没有一个能永久可靠的事业；凡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所得到的财富地位，一定是更为快速的悖出败落啊！惟有孝悌忠厚的家庭，修德积善的后代，才能够确实地保有家业，并且是可大可久啊！这些事证历史上的记载很多，而且环顾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人事，到处都是呀！所以只要头脑冷静有智慧的人，自然就看得出来了。
书后
近来社会的奢侈风气非常的盛，这种奢靡之风，对政治会有极为不良的影响。关于这种道理，明朝的大学问家顾亭林先生早已见到，并曾作有专文、引证许多历史事实，现在谨抄录这些事实如后，提供给研究政治的人参考。
国家社会的风气若是奢靡，为政的人，应以崇尚俭朴来转移风气。礼记上说：‘君子的行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标准。’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事，也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顾亭林先生更明白的指出说：‘天下安危，匹夫之贱，与有责任。’也就是这个意思。
东汉时，汝南郡的许劭，担任郡里的地方官；而与他同郡的袁绍，他的车马随从非常的多；但是每当袁绍走到郡的边界时，都把随行的人马屏去，自己单单驾著一辆车回家，并且说：‘我的随从车驾，岂可让许劭先生看到！’（袁绍为一代的英雄豪杰，曾经举兵讨伐当时奸雄曹操，然而却对一郡的小官许劭，竟是如此的敬畏。）
晋朝的蔡充，为人好学且有名声，当时的高平人刘整，车驾衣著都是非常的奢侈华丽；但是刘整曾经对人说：‘我虽然有喜好穿著华丽衣著的坏习惯，可是每当我碰到与蔡充见面同座以后，那天我的心整天就不免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俗不堪啊！’
北齐人李德林，父亲去世了，就徒步带著父亲的棺木灵柩，返归博陵老家安葬，葬礼也很简单；他的明友崔谌前往吊祭，随从的人马有数十人之多，崔谌为了尊敬李德林的俭朴精神，沿途不断的减少随从的人数。到了李家门前，只剩了五名随从，并且说：‘我不能让我的朋友李兄，误会我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人。’
李僧伽隐居在山中的时候；当时朝廷下令征召他出来做官，李僧伽推辞不愿前往就任。尚书袁叔德前往拜访李僧伽，也是沿途减少随行的仆从，并且说：‘拜访像李先生这样高明淡泊的贤士，会令我有羞于见到自己所拥有华丽的车驾与官服呀！’所以君子高贵的行事，若是担任地方上的官职，则可以化导一方；若是在朝廷任官，则可以教化天下了。
唐朝的大历年间，皇帝下诏发布杨绾为宰相，杨绾为官一向廉明方正，而且生活非常的俭朴；当时的御史中丞崔宽，非常的富有，财产很多，崔宽家中花园里的楼台亭榭不但多而且美，当时可称为天下第一了。但是当他听到杨绾当上了宰相的消息，当天立刻就默默地自行撤毁了花园中的楼台亭阁。而郭子仪听到杨绾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将自己家里的乐伎，裁减了五分之四。须知郭子仪军功甚大，曾经立下了收复两个京师的大功劳，并封为汾阳王，威势权力可称震惊当世，然而对一个崇尚廉洁俭朴的宰相，却是如此的敬畏呀！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杨绾，也没有崔宽与郭子仪这类的人物了。
李师古这个人拥兵自重而且相当的跋扈，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但却对宰相黄裳，有所畏惧，李师古曾经命令自己一个干练的亲信，带著数千两黄金，赴黄家送礼想攀些交情；这位亲信到达黄家门前，正巧碰见一个轿子自宰相府里面出来，轿旁却只有两个婢女徒步随行，而且衣著甚是简陋，并称轿内坐的是宰相夫人。这位亲信非常的机警，当下就明白宰相清廉俭朴的作风，不敢冒然地进入宰相府送礼；就带回礼金，急急归去；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的报告李师古。李师古因此更加地敬畏黄裳，并且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叛意，终身服从朝廷的命令，再也不敢有所违背了。
从上面的实例来看，可以知道，由道德学问俱佳的人担任地方官吏，可以使地方获福；而中央的官吏清廉正直，则会使全国都得到利益。所以崇尚清廉俭朴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密切啊！古人说：‘惟俭可以养廉。’而它的相反，是奢侈则不能不贪污，贪污的结果，必然会使得社会、天下大乱。《大学》上也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是经济学的定律，也像数学上的公式，是不能改变的呀！今天的社会风气糜烂，竞相崇洋，揣摩学习欧美的不良风气，衣履服饰、饮食享用，无不是穷奢极侈，动辄千金，风气影响所及，政治那有不乱的道理呢？（若是论到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就好比是瘟疫，细菌毒素就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呀！为政者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
个人以为我国本为崇尚俭朴的民族，善良的古风，亟应保存，部份邪恶的欧美文明，则应是选择取舍，不可照单全收。可能有人会说我开倒车，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时，前进即有危险，这时只能速开倒车，以保住性命，这又有何不可呢？希望当世的贤达，不吝指教。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聂云台
按：以上乃是一九四七年前后上海的情形，请看一九九五年现在的台湾实况，我们作了多少改进呢？我们应该怎样呢？请读者指教！
附录一 节录云台居士卧病随笔
财富之来，不觉地而来；财富之去，也不觉得而去。虽然是用尽了计谋，也实在是白费心机呀！这个道理、其中的因果相当地复杂，也不容易了解。倘若谁能透切的了解，他必定是具有大智慧的人了。
一切的善事，重点在于发心，而金额的多少，还在其次。若是发心真切而力量不及，虽然钱少而功德却是极大；若是缺乏真实的慈愍心，钱虽多而功德却是很小。子女的智慧愚蠢贤良或是不肖，教育的影响也实在是有限的！儿女体格的强弱、寿命的短长，就是医药卫生，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啊！必须要自己多培养慈悲心，常以利人济物为做人处世的目标。如此则子孙可享幸福。可保十分的圆满。希望读者能理解并接受这项理论与观念，为子女多培福啊！
子孙的学问事业，也全是受到父母积德修福的影响；若祖上是刻薄成家，则子孙学业即使是侥幸有成，终究也不会发达长远的。
希望自己的子孙发达，这是人人同此心理；然而结果却是多数适得其反；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不明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啊！
想要知道培养慈悲心的方法，则首先要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而‘德育古鉴’这本书必须常置在案头，经常的翻阅，可保善心，而免淡忘。（按：了凡四训也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家参考的书籍。）
附录二 色情刊物与跳舞
这篇文章是聂云台先生昔日的旧作，曾经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八月第一百四十一期的（读书通讯）半月刊上。可以说是字字警惕，言言金玉；不仅是对‘当前’上海的淫靡之风，痛下针砭而已。所以亟应予以刊载，希望能使现代的人，有所觉悟呀！
近年来，各国的犯罪学专家，从各国的犯罪统计资料中，发现荷兰这个国家的刑事犯最少。报告上说：该国的惟一特点，是在于注重礼教，男女界限非常的严格，例如在海牙附近的宝石城，规定公共场所，男女是不准在六英尺以内并坐的；而该城的监狱，则是长年空虚，没有一个犯人。又犯罪学家说：凡是犯罪，皆是由于犯人意志力的薄弱，也就是心理不健全。以荷国的事实证明，性欲的节制，即能使得人民的脑力多清明健全，而不犯罪。所以我国的礼教，特别严格男女之防，所谓‘男女有别’，实在是有它科学上的根据。
美国近三十年来，犯罪人数的激增，十年前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国男女之间的放纵，实在最为显著，尤其是以跳舞最为普遍。近年来，美国报纸屡屡刊载说：美国某某大学，检查身体时，发现过半数的女生已非处女的消息。根据美国犯罪报告说：在一九三九年一年之间，犯风化罪者，陡然增加了百分之七。在过去六年间，强奸案陡增了百分之五十。联邦侦缉局局长胡佛曾经宣言说：‘青年道德的堕落，犯罪的增加，实在是由于色情刊物的充斥，所造成的结果。’监狱官洛尔士君说：‘我所接触的许多案件，都是受了色情刊物的影响。’美国联邦监狱处主任倍次则宣称说：‘犯罪案件如此的激增，都是由于报纸多刊载风化案，以及电影与色情刊物的影响。’胡佛局长又说：‘美国现在正努力铲除此类的导淫刊物。’可惜他还不知道跳舞之害，更甚于色情刊物啊！
综合上述的观点来看，色情刊物与跳舞的发达，竟能使社会堕落至如此地步。因为性欲为动物同有之天性，动物则有自然时期的节制，而人类则有思想。然而人类因耳目的接触，感情会随之冲动；所以惟有严定礼法，避免接触的机会，始能减少人们情欲的冲动。老子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换句话说，见到了可欲，则使心容易乱。欧美人提倡男女解放，社交公开，男女同校，袒露服装；人之大欲，莫过于此。所以我国的新文化家，主张全盘的接受西方文化，反而痛诋我国固有优良传统为吃人的旧礼教，想要全部都打倒。这种性欲解放的主要目的，在使女子易于供男子玩乐蹂躏，以快其意而逞其欲。遂使多数女子，遭受男子的诱陷，等到已经陷落，就草率的委曲成婚。所以离婚的案件，全世界都在激增，而且以美国为最多。一九二五年，美国的离婚案，为二十万件。我在十数年前，曾经写文章讨论过此事。从上述美国女学生堕落的情形来观察，则知离婚案之多，原因在于当初结婚是由于肉体感情的冲动，无理智的选择啊！从优生学的观点而言，这些纯粹是由性欲结合的父母，他们所诞生的子女，必定会缺少健全的意志力，更缺乏深沉的理智和头脑。一国之中，若是多有此等的父母，也就是会多有意志薄弱、理智短缺的人民。美国所以犯罪特别多，荷兰所以犯罪特别少，这就是事实的证明。
关于风化罪，多数是由于色情刊物之引诱，及跳舞所发生的感情冲动。这些是由于犯人临时丧失了他的意志抉择力，不完全是犯人先天上的缺失。至于普通的刑事犯罪，例如欺诈、斗殴、抢劫、强盗、谋杀等，则是由于犯人先天上意志力的薄弱，缺乏理智和脑力所致。例如荷兰男女的界限很严格，则一切的刑事犯罪极少；而礼防最严的宝石城，则监狱终年无人。此则完全是因为先天上禀赋的脑力清明，思想纯洁所致；人民既然都有充分的谋生技能，自然就不肯做卑劣的犯罪行为了。先天上的遗传既是这样的优良，社会风化的维护又是如此的严格，所以能得到这样良好的结果。
反观犯罪特别多的国家，其损害之大，实在是不可胜言。美国于一九二五年一年之间，因为杀人罪而损失的人命，共计一万二千人；每年因犯罪所蒙受的损害，约达一百万万美金。然而更值得忧虑的是，青少年犯罪日见增加：一九二五年，纽约州裁判所中所关的囚犯，十六岁至廿五岁的，占百分之四十六；地方裁判所中，则同样年龄层的青少年，占了百分之六十一。这些少年，都是属于充满希望的国民，然而却已是身系囹圄，实在是令人悲哀啊！（此段系录自拙撰的《美国犯罪的增加，司法的黑暗》一文中，是录自《法律周刊》，一九二七年所作的；近年犯罪数目大有增加，但手边无书可查。）我在一九二零年，曾前往纽约疯人院参观，院中办事的人告诉我说：‘神经病近年来逐渐的增加，本院原来只有一所，可以容纳七千人，近年则增加为两所，可容纳一万五千人。’又说：‘院中的精神病患，十分之九是由于花柳病毒进入大脑所引起的。’纽约这一个地方疯人已有如此之多，则全美国所损失的宝贵青年，数目一定是更为庞大了。这是刑犯以外的损失啊！
疯人以外，则染上花柳病病发的人，也是不在少数。我到德国游历的时候，当时的代办公使张君曾告诉我说：‘政府所派留德的陆军学生中，归国以后能为国服务的很少，多数都是死于花柳病毒了’。我说：‘听说德国注射的六零六，能治梅毒。怎么会治不好呢？’张君说：‘六零六确实能够治愈梅毒，然而六零六的药力非常猛烈，梅毒虽治好，而心脏却受到了损害，所以多数是死于心脏病。’我有几个亲戚，其中一人是在法国染上花柳毒病死了，另一人在美国因为梅毒导致发疯，进了疯人院，也是终身不愈。我一个人所碰到染上花柳病的，就已经有好几个人，那么这类人的总数之多，就可以想见了，这又是一项重大的损失啊！
然而当前的损失，还属有限。而从此种退化人种所产出的后一代的国民，其道德理智的薄弱，工作效能的低下，实在是难以避免了。这对民族的损失，尤其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事实，而不是理想。法国为性欲放纵著称的民族，我游巴黎时，看见巴黎各处公园的出入口，都有人拿著春宫照片在求售，而警察也不加干涉。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则未见到。三十年来，法国人口的生产率日见减少，实在是因为性欲的放纵，才有如此钜大的影响啊！
从美国的现状来讨论，美国男女放纵的情形，大概已经超过法国，其前途也足以令人忧虑。不可以因为暂时物质的繁荣，而忽视了他潜伏已深的病根。我之所以写此文，并不是有空为美国担忧，实在是为我国崇拜美国的青年担忧啊！今日的上海，实在已经成为巴黎、纽约的雏型了。淫秽的刊物、导淫的机关、跳舞的场所、风化罪案、刑事案的激增、监狱的客满，没有一样不是快要成为世界第一位了。凡是法国与美国堕落的因素，我们都全部具足了，那么它悲惨的结果，怎么能够幸免呢？上海今天有跳舞场一百多处，假定平均每处有两百人，则每晚共有两万人，而这些人即将成为上面所说美国各项事实的候补员了。所谓当局者迷，这些迷于其中的人，只有顾著眼前的娱乐，哪里会知道这一个纵乐的念头，已经和监狱、疯人院、花柳科医院、殡仪馆，发生了因缘。而我所叙述的在美国、法国因为花柳病而致疯致死的几位亲友，都是为求学而去的；如此悲惨的结局，这岂是当初所能料到的啊！而其中一位，在前往巴黎的时候，我曾经痛切的先告诫他，并且还危言耸听的告诉他重话，他也深知，然而却终究不能够免于花柳病毒而死。那时他年已三十，也不年轻了；而且他中外学术的造诣都很好，不能说是没知识；然而环境的诱惑，真是不容易把持的住呀！所以我们中国的道德，特别重视礼防，男女有别，就是为了预防避免彼此动心啊！这是从事实际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呀！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荷兰的事实来看，则使无讼，的确是有可能了。孔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欧美政治，只知道有政治和刑罚，而不知道有道德和礼教，所以它的结果是那样的混乱。而荷兰能够重视礼教，所以它的社会秩序会有如此良好的结果。然则负有言论指导社会责任的人，可以觉悟矣。或许有人说：‘礼教重，则令人太拘束了，青年人宜有娱乐，使他精神活泼，则学问与治事才有精神。’我则回答他说：‘科学上研究所得的结论。刚好与此相反。’
美国发明科学管理方法的泰勒先生，研究了三十多家大工厂公司的职工效率，撰写报告说：‘各工厂、公司的效能，星期一都是最低。详细考察它的原因，得知职工都是因为星期日跳舞纵乐的原故呀！直到星期二的上午，还不能恢复他生产的效能。’足见美国跳舞风气习惯之普遍。工厂的职员工人既然如此，而学校、商店、公务人员也不能例外。综合来说，则为全国效能减低，损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可知，这类娱乐不但不能使得精神活泼，反而会使精力减退。然而我们人类的身心效能，确实是有增进的方法。大多是在生理方面，必须要加以锻炼；而心理方面，则须加以存养。
曾文正公尝说：‘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又说：‘主敬则身强，习劳则神钦。’主敬就是振作精神，一切都不敢懈怠。曾文正公在军中的时候，黎明时就和幕僚们共用早餐，到夜间二鼓以后才就寝；重要的公文，无一不是亲笔写的，政事、军事，虽然极为冗繁，自己读书仍然是有常课。晋朝的陶侃早晨搬运一百片瓦到房子外面，黄昏则又搬回屋内，他说：‘我正致力于收复中原的大事，若是平时生活太过优闲，到时候恐怕不能胜任大事，所以自己必须要求自己吃苦耐劳呀！’汉朝的大学问家董仲舒放下窗帷读书，三年之中，眼睛从不向花园里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图发奋自强。自古以来的名人，他们的学问、事业能够有所成就，都是从勤苦奋斗中而来的，哪里会以娱乐为培养精神的方法呢？因为人的意志力必须经由砥砺磨练才会更加的坚强，若是认为娱乐为不可缺少的，那么他的意志力已经先薄弱了；何况娱乐是属于低级情感的，则心思的放纵，将更不可收拾。工厂的职员工人，尚且因此而大大的减少了工作效能，更何况是担当大事的人呢？以上所说的是生理上的锻炼。
诸葛武侯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是说欲望少；一切欲望，都能使人心志昏昧，而低级的欲望就更为严重了。宁静是指心思的安定；若是心系于情欲，就没有宁静可能；所以要保存青年人聪明敏锐的脑力、活泼的精神，应当避开这些低级的感官接触为最重要的事。孟子说：‘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这句话是指清明的心志是否存在。简单的说，一个人的嗜欲深则天机浅，物欲少则心智明。以上是属于心理的存养。
这两项要点，是中外古今一切圣贤哲人修养的原则，是不能够违反的，也没有例外。以上所举的人证、事证，都是有根据的，并不是空泛的理论啊！
而所谓的科学眼光，是说以冷静的头脑，来观察客观的事实。今天所谓的物质学者、新文化家，主张全盘接受欧美文化，都是对于客观的事实，没有能够潜心地观察，也是由于自身的嗜好欲望大多，失却了他们冷静的头脑的原故呀！如果主观的态度既强，则科学的眼光就会完全消失了，那么他必然会倒过来骂我是时代的落伍者，这也就不足为奇啦！
注：保富法的下篇及书后、附录二、等文章，聂云台先生系用文言写的；为方便读者阅读，妙音居士加以重新整理，并感谢傅爷爷及林教授的协助，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