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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家提：杨仁山居士与金陵刻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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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05-14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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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张家提：杨仁山居士与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居士（1837—1911），名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县）人。10岁开始读书，聪颖有悟。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弃武昌东下，破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被杀，乡里备受兵扰。在父亲朴庵先生带领下，全家老幼近10人开始了10年的流浪生活，辗转于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一带，多次遭遇逆境，都因杨仁山部署有方，终未罹险。其间，杨仁山还参加了清军张芾、周天受的军队，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并曾“手刃间谍，血溅衣袂”，而论功行赏，则“固辞不受”。战争平息后，他在《赠别程碧山归里》一诗中描写了当时的惨况： “我闻兵燹余，惫矣吁可怖。废井腥有人，荒邱赭无树。田畴乱蓬蒿，村落聚狐兔。”战争的残酷，黎民百姓的苦难，对杨仁山的刺激很大，同时也在其心中播下了尔后学佛的种子。同治元年（1862），杨仁山时年26岁。此年太平军放弃安徽省，他由江西率家族迁居安庆，开始接触佛法，诚如《杨仁山居士事略》所言： “先是有不知谁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刚经》一卷，怀归展读，猝难获解，觉甚微妙，什袭藏奔。嗣于皖省书肆中，得《大乘起信论》一卷，搁置案头，未暇寓目。”同治三年（1864），杨仁山28岁，因长期劳顿，不幸感染上瘟疫，病了很久。 “病后检阅他书，举不惬意，读《起信论》，乃不觉卷之不能释也。赓续五遍，窥得奥旨，由是遍求佛经。”由此，杨仁山居士正式走上了学佛之路。


同治五年（1866）杨仁山居士全家迁来南京。同年，居士首刊《净土四经》。此书的刊印，标志金陵刻经处的成立。金陵刻经处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融雕刻、印刷、流通及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成立以后，如皋、杭州、常熟、扬州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刻经处。光绪四年（1878），杨仁山居士以随员身份随钦差大臣曾纪泽出使英、法。于次年（1879）夏，与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首次在英国伦敦见面，并结为终身好友。他们后来一直保持联系，居士托南条文雄在日本、朝鲜共觅回我国隋唐时代古德著作三百余种，其中不少在中土久已失传。杨仁山居士择其最善者刊刻流通，致使唯识、三论、华严、净土诸宗得以昌明。杨仁山在刻印佛典过程中，还得到日本弘教书院所刊《缩刷藏经》，选择其中一部分数目收入《大藏辑要目录》，生前刻经约两千余卷，还为后来出版《续藏经》提供佛教经典数百种。


杨仁山除从事佛典刻印事业外，1908年还在刻经处设立佛教学校——祗洹精舍，招生教授佛学，培养佛教人才。他所造就佛学人才甚多。在其门下求学的弟子中，有很多都成为民国年间中国佛教界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支撑着当时多灾多难的中国佛教，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学员中比较有名的有出家人太虚、开悟等，居士邱虚明、谢无量等。苏曼殊曾在此讲授英文和梵文。后因经费不足，两年后停办。1910年，杨仁山又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教研究会，开展佛教研究和讲经活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初四，居士全家迁入南京延龄巷新居，这是金陵刻经处第4次搬迁。杨仁山居士当时考虑到金陵刻经处应有一处固定的基地，才有发展前途，故在花牌楼杨公井附近购置土地六亩多，于其上新建房屋六十余间。作为金陵刻经处的办公地址。杨仁山居士命人将历年所刻经版和整个印刷作坊都搬进新的金陵刻经处。金陵刻经处新的办公地址的固定，对改善刻经处的工作条件和刻经处未来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陵刻经处作为杨仁山居士一切佛教事业的基础，自从迁入新居后，刻经和讲学便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而居士一生最后14年的佛教活动，都与金陵刻经处密不可分。
宣统三年（1911）七月间，南京遭受大水，杨仁山居士带领全家出去看水。因天气炎热，受了暑气，回来就病了，病势日益严重。他的学生欧阳渐、梅光羲、蒯若木等为他延请了当时南京、上海最好的中西名医来寓诊治，病情终无起色。


居士见病情日重，一日，招陈宜甫来，对他说：“余病恐不起，刻经处须付托有人，余欲以陈樨庵、欧阳竟无及汝三人共同担任。樨庵（当时在上海）处汝写信去。竟无（当时住在刻经处）亦代徵询。”陈宜甫与欧阳竟无洽谈后，都同意居士的意见，千是一同去见居士。杨仁山居士甚感欣慰，对二人训勉有加。并说： “余即霍然，亦归汝等三人接办。余可专心念佛，不杂他事。”


至八月十一日，杨仁山居士命召开佛学研究会临时会议，订期在十七、八日在宁开会。会议将讨论维持保护金陵刻经处的办法；报告刻经处托付三人主事，由会议追认，以示公意；杨仁山居士辞去会长，并推选佛学研究会新会长。当时会中主要成员，均散处京沪各地，时间紧迫，一时难以聚齐。陈宜甫建议延期举行会议，杨仁山居士说： “日期不能迟，迟则不及矣!”于是电报通知，众人如期而至，到十六日傍晚十分，北京、上海的被邀人士都到齐。于是订在十七日午后二时，在碑亭巷蒯若木住宅开会。当日将近中午时分，居士口授会场应议事件，陈宜甫侍侧笔录。临去会场之前，陈宜甫又去居士处请示，居士说： “你可早点去，布置会场。”当时居士神态自若，毫无变异。谁知到了下午三时许，会议尚未终结，居士家人奔告说： “老居士已西去矣!”会场在座人士闻说此语，皆为之惊愕，急忙驰归。


据居士家人说，约下午二时许，居士自言自语：“此时人当到齐矣！”过了一会儿，说：“此时已开议矣!”不久又说：“此时刻经处事当议定矣!”语毕，顿时面上现出异常愉悦之色。接着对左右说：“余心放下，毫无挂碍，可以去矣!”须臾小解，身作微寒。于是高声念佛，久久声渐低渐微，端坐向西，暝目而逝。项及足至第二日早晨摸之犹温，面色不变，肌肤细滑不冰。一临终所现之体征，为生西之征兆。


杨仁山居士去世的当天上午，犹与同人详论刻经诸务。当听说又觅得古本注释数种，欢喜不已，说：“予幸得闻此书之存也。”午刻嘱家人为之洗足、剪指甲。


居士病中曾嘱其子媳说：“我之愿力，与弥陀愿力吻合，去时便去，毫无系累，维乘急戒缓，生晶必不甚高，但花开见佛较速耳。尔等勿悲惨，一心念佛送我西去，如愿已足。”并嘱咐说； “经版所在，即吾之遗体所在。”


居士去世后的当天晚上，佛学研究会同仁仍在蒯宅集议，讨论组织金陵刻经处董事会，推梅光羲、吴康伯、欧阳柱、狄楚青、叶子贞、梅斐漪、李翊灼、王雷夏、李晓暾、蒯寿枢、濮伯欣等十一人为董事。旋开成立会议，定刻经处办事简章。承居士遗意，规定三人各负专责：陈樨庵负责印刷流通，欧阳竟无负责编校经典，陈宜甫负责外来交涉事项；事关全体者，三人共同处理决定。当时并准备加余同伯负责交际，适十九日武昌革命爆发，余同伯连夜赴沪活动，故作罢。


杨仁山居士一生弘法四十五年，校刻经版二万余片，印刷流通经典着述百余万卷，刻成经典211种、1155卷；刻成佛菩萨像24种（幅），印刷流通十余万张。


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学生众多，其中有名的有谭嗣同、桂念祖、黎养正、欧阳渐、李翊灼、梅光羲、蒯寿枢、章炳鳞、梅光远、陈樨庵、陈宜甫、濮伯欣、李晓暾、狄楚青、欧阳柱、邱曦明、梁启超、太虚、普光、惠敏、仁山等。


杨仁山一生的主要著作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 《佛教初学课本》、 《十宗略说》、 《观无量寿佛经略论》、 《无量寿佛经愿生偈略释》、 《坛经略释》、 《论、孟发隐》、 《等不等观杂录》、 《阐教篇》。尚有手辑《大藏辑要》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 《贤首法集》二十二种， 《华严着述集要》二十九种， 《净土古佚十书》十种， 《净土经论》十四种， 《大乘起信论疏解汇编》、 《释氏四书》、《释氏十三经》、 《释氏十三经注疏》等。


杨仁山居士将毕生心血洒向金陵刻经处，对刻经处的发展和培养佛教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欧阳竟无评价他说： “杨仁山居士对佛法有十大功德：一者，学问之规模弘扩；二者，创刻书本全藏；三者，搜集古德逸书；四者，为雕塑学画刻佛像；五者，提倡办僧学校；六者，提倡弘法子印度；七者，创居士道场；八者，舍女为尼，孙女、外甥女独身不嫁；九者，舍金陵刻经处于十方；十者，舍科学伎艺之能而全力于佛事。”太虚法师则认为，杨仁山居士为“中国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中国佛学》）。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佛教界人士的积极参与，金陵刻经处的各项工作重新恢复生机。从1957年起，金陵刻经处归中国佛教协会直接领导，从而使原来的刻经和佛经流通事业得到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金陵刻经处迎来了佛教发展的大好机遇，无论是刻印经典的质量和数量都前所未有的提高，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经典刊刻和流通基地，在国内外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金陵刻经处现今的兴盛，杨仁山居士在常寂光中当感到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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