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台大哲学系教授杨惠南先生的新著《佛教思想发展史论》，颇有些感触。杨先生是著名的佛学研究者，可是据他说，他原本却是甚为排斥“佛学”，只注重“学佛”的人士：
……我是一个讲究“学佛”而轻视“佛学”的传统佛教徒。我周遭的师父和老师，都告诫我：不要读太多经典，因为那和解脱成佛无关。有一次，我请教过台中一位有名的净土宗居士，问他在我读完《阿弥陀经》之后，应该继续读些什么经典？结果他反问我一句：“读那么多经典干什么？”还有另外一位法师也叮咛我：除了《阿弥陀经》《楞严经》之外，不许再读其他的经典！当时，我是多么相信这些老师和师父的话，我忘了每天早课时，在佛菩萨面前所发下的弘愿：“法门无量誓愿学！”事实上，就一个刚刚进入佛门的我来说，并不了解这句弘愿的真义。原来，在佛门中，强调“学佛”的人，常常批评那些研究“佛学”的人士只是“说食数饱”“画饼充饥”，永远不能解脱成佛。现在突然要我放弃“学佛”的修行，跳入自以为矛盾冲突的“佛学”异域，着实困扰了好一阵子！
杨先生后来是抱持着悲痛壮烈的心情去进行佛学研究的。这一段佛学与学佛的矛盾冲突，现在当然不会再困扰他了。但是整个佛教界呢？不是还一样存在着佛学与学佛的矛盾吗？佛教界不仍是只重学佛而较忽视乃至贬抑佛学吗？我在《国际佛学研究年刊》第二期的序文中，曾经谈到当前佛教界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教义的研修”：台湾佛教的活动固然十分蓬勃，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各寺庙无不香火鼎盛，经忏法会亦从不间断。每逢法师开示或宣讲，辄见万头攒动，即使是达官显宦，也往往参禅打七。但在这类佛教活动极其繁盛的背后，却是对教义的极度陌生，表面热闹而内里空洞。因为绝少人了解什么佛教的教史与教义，他们信佛拜佛，仅是随俗或祈求功利福报而已。某些以学佛修密为时髦的知识分子，亦以神秘经验为主，谈佛法义理，类皆荒诞不经。这是佛法传布的危机，我们不能只要求信教者做功德而不让他们明白自己信的究竟是什么。宗教的道理，关涉了客观真理及个人终极关怀两个方面，此为何等大事，而可以迷糊蒙混乎？
故如何加强信众对教义之了解，如何在教义的研修方面提出我们这个年代的贡献，实在是个大问题。从历史上看佛教的发展，每个时代都有其对教义的阐发，我们这个时代可不能交了白卷。信教而不知义理，蔚为风气，成为当今佛教的大问题，相信此处说得并不过分。这不是教界及信众仅重学佛修证而不重佛学使然吗？
正因佛教界不甚重视佛学，故一旦盖寺庙，各方捐献极多，若是办佛学院或研究中心，信徒、寺院都兴趣寥寥。仅有的几座佛学院，也往往经费困窘，发展困难，使得佛教教育迄今仍未步入正轨，整个佛教界仍然缺乏够水准的弘法人才，对于信徒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例如经典的义理、历史发展所造成的教义变化、各宗派教理的差异、不同区域教理的分别及其发展状况，等等，往往不能正确或深入地解答。因此，我们会发现，目前的佛教界似乎是一知半解、糊里糊涂的弘法人员，在指导着茫无头绪的信众。盲以导盲的情况，实在令人忧虑。
或许一般信仰佛教者并不以为这是个问题，只要佛教的道场仍然兴旺、法会仍然盛行、其所推动之宗教慈善事业仍为社会所肯定，佛教仿佛就会一直蓬勃发展下去。这真是大谬不然之见。须知中国佛教自隋唐以来，一般都认为宋元明清已渐衰颓，晚清以来始渐复兴。而宋元明清诸朝民间信仰佛教者难道少了吗？道场、法会、经忏又何尝不兴旺呢？佛教所办的养老、慈幼、救济、租赁事业不也十分普遍吗？既如此，何以谓其为衰？于此便可见教义发展之重要了。
隋唐以后，佛教的教义已无太大发展，流行于民间之佛教信仰，事实上仅成为一种缺少灵魂的仪式化行为，烧香、拜佛、念经、吃素以及超度亡魂而已。整个佛教，在个人，便是欲求往生净土或利益福报（求菩萨佛祖保佑平安富贵、子孙昌旺之类）；在教团，则是赶经忏办法会（甚至出现迎财神之类法会）。这种仪式化的结果，自然就形成了佛教的世俗化与庸俗化。拜佛祖菩萨的人，视佛祖菩萨其实与大树公石头公无异，求其保佑、艳其灵异罢了。此岂仍可称之为佛教耶？佛教讲因果，系用以解释世界及生命之缘起，民间则转变成为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相与循环”的观念。这与追求无生涅槃寂灭之佛教义理，实是南辕而北辙。以此信佛，又何怪乎佛道不分、佛与民间杂祀不分呢？
换言之，仪式化、庸俗化之后，佛教更可能面临“异化”的危机，变成佛教的对立物，导致佛教死亡。宋元明清佛教界之发展正是如此，所以才有晚清佛学的复兴运动。从杨仁山居士设金陵刻经处刻经开始，重新教人重视经典、读经、注释诠解经典，一步步走向教义的探索，从而找回佛教的真精神，把佛教发扬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佛教之衰，即衰于其道场庄严、法会盛大、经忏流行、慈济事业兴旺；而其复兴，则是经由佛学之研究才使其复兴的。历史的教训，岂能漠视？
现今佛教之所以社会形象较以往好些，不再被视为庸俗迷信，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教界努力做社会工作（例如“净化人心”活动）及社会福利（如慈善、医疗、救助），等等。但这不是佛教界才能做或才会做的事，任何社会工作及社会福利团体、任何宗教团体也都能从事于兹。何况，只要政府在社工社福业务上更能尽其职责，此类工作即能充分被替代。故佛教界不能以善为社工社福事自矜，更不能自我定位于此。且救贫济众，若徒救其贫、恤其病，而不能令其法喜充满，又怎能自称是佛教事业？然则，欲令病者得法，我们自己对法的理解如何？得法了吗？本身对佛法不了解、也不注意，又怎能施法济世，普度众生？
宗教与一般社会团体不同。它并非为解决人之社会生活困难而存在，乃是基于解决生命价值意义之终极问题而存在的。因此，世俗化或庸俗化的走向，纵或因其具有政治社会功能而风光一时，其利未必便能溥久，对知识分子也不会有吸引力。这些决定社会价值观和思想发展趋向的知识阶层，倘不能被佛教所吸引，势必寻求其他代替的宗教，这对佛教是相当不利的。即或知识分子不改选其他宗教，仍企图从佛教中获取其安身立命之契机，他们也常会因为反世俗化而走向神秘化，不重视宗教的社会工作福利事业，而着重个人修持体证的宗教感应验印。这时，如若缺乏佛学的导引，便极易流于异端神秘经验，大讲神通灵异。
这种发展，事实上已成为台湾佛教界的隐忧，许多新兴教派拓展均极为迅速，所谈杂于风水星相婴灵神通之间。此皆因佛教之正知正见正闻正信不彰，信佛者不得其法使然。长此以往，佛教焉能不日益异化？
当然我不是说佛教发展上的一切问题都导因于佛学研究不昌。佛学不受重视只是现今佛教发展的问题之一，但由于佛教界普遍重视学佛而不看重佛学，致使佛教日渐仪式化、世俗化、庸俗化、神秘化，产生了异化的危机，则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必须注意这种趋向。
本文选自龚鹏程新书《佛学新解》，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版社出品
